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
  7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
 


7 清朝边疆邮驿的开辟

 

清朝时候,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清政府在东北、北部、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,开辟了许多新的驿道,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。这些机构,随地区而名称不同,大部分称“驿”,军用称“站”,新疆、甘肃地区称为“塘”,北方蒙古地区称为“台”,甘肃一部分地区又称为“所”等。清朝统治者根据边疆各地的不同情况,继承以往各代边驿的优点,在全国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。清朝人钟奇说:“我朝边围驿站之政,到高宗而集其大成。”高宗就是乾隆。意思是乾隆时我国邮驿事业达到了古代的高峰。

那时候,东北地区邮驿发展最快。此地是清朝统治民族满族的发源地,又是对付沙俄侵略的前哨。清朝历代帝王特别重视当地的邮驿建设。康熙帝曾说:“此乃创立驿站之地,关系重要。”他在位时,在黑龙江省共设驿站20个,雍正时又增设10站。黑龙江通往北京的直达驿道共有五条,各从齐齐哈尔、瑷珲、珠克特依草地为起点,都长达3000里左右。从齐齐哈尔直通京师的驿道,俗称“大站路”,又称“御道”,是专门用作为皇帝进贡的道路,也是官府奉公驰驿专用的道路。雅克萨之战后,清军在黑龙江留下一条用作运输军需的大驿道,到光绪年间,重新开辟成去漠河采办金矿的大路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黄金之路”。清朝官吏李金镛顺着这条古驿道,亲自勘察路基。冒着寒风大雪,穿山越岭,跨沟攀崖,终于开拓了这条驿道,开发了漠河金矿。清朝康熙时这条路上原有驿站25个,李金镛时又增设33个,后来达到36处。至今这些站的地名尚在当地遗存。人们可以看到当初的驿道遗迹和这条“黄金之路”上的古驿遗址。

沈阳是清朝的故都,后称盛京。盛京将军属下所设驿道,以盛京为中心,西至山海关共有驿站13个,东至兴京(在今辽宁新宾西)有四站,南至朝鲜有七站,东北至宁古塔有三站。总计全境驿站29处。吉林将军属下也有驿站若干。这样,东北地区形成一个相当广大的交通网。

因为情况特殊,清朝时东北邮驿归属是和其他地区不同的。各省驿站归厅、州、县管理,而盛京地区则由驿丞统管,下设正、副监督二员,统于盛京兵部。

青海地区在清朝统治时期,邮驿也有很大发展。到乾隆时,已建成五条主要驿道,全青海共有驿站24个,递运所三个,驿夫所夫共480余名,驿马592匹。

清初,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,康熙也加紧在蒙古地区建立驿道和驿站。在那里先后建置了47个驿站,分布在喜峰口、张家口、古北口、杀虎口外。康熙对此有专门的指示:“今设立驿站,虽费用国帑,日后于蒙古裨益良多,亦不致迟延误事,最为紧要。”在漠北蒙古地区,清政府又分设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地区专理机构。乌里雅苏台设将军,驿务一律由军台管理。科布多设参赞大臣,邮驿也归军台管理。科布多共有20个驿台,乌里雅苏台共设43个驿台。在沟通中央和蒙古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,这些驿站驿台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康熙、乾隆两朝在新疆地区也设立了邮驿机构。开始,为了平定准噶尔战争中的军粮运输,康熙在从嘉峪关到哈密沿线设立了12个驿台,以后陆续向西不断推进。到乾隆时,共有驿台125处。此外尚有一部分邮驿机构称为“营塘”。从巴里坤到乌鲁木齐,乌鲁木齐到阿克苏,阿克苏到乌什,从叶尔羌到和田,从精河至哈密,总计驿台和营塘达到285个,由总管新疆的伊犁将军总稽查。

清朝在西藏的邮驿机构称做“塘”,全藏共有近70个。塘马共为300多匹。

清朝在西南边疆地区,大力发展邮驿事业。到乾隆时,贵州境内驿站达到23个,主要为递送政府公文及运输军粮。此后驿道不断改进,客观上也便利了商旅的交往。雍正时还在贵州开辟了许多山区驿道,如从黄丝驿至杨老驿,原来道路崎岖,十分难行,后来改道而行,既道途“坦易”,又“无岚障之虞”,大大方便了行人(《小方壶舆地丛钞》)。这样,清朝凭借这一邮驿系统,可以及时得到各地的信息,对各边疆地区进行着有效的控制。


 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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