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  查考古代典章制度

的工具书

查古代典章制度的工具书，主要有《十通》和会要、会典等典志体史书。封建时代的图书分类法，把这些书基本上归入史部政书类（郑樵的《通志》入别史类）。

典志体史书是极为重要的旧的史书体裁之一。它广泛收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方面的材料，经过编纂者的融会贯通和重新组织，然后分门别类系统地论述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，与类书只是排比资料、述而不作颇有区别。

今天，无论是了解古代天文、地理等自然现象的变化，稽查古今典籍的聚散、学术源流的演化或学校的兴废，还是研究礼、乐、兵、刑以及赋税、选举等等制度的沿革，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类著作，或者和二十四史中的志、书互为补充并参照使用。

第一节  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专史的产生和发展

一、从《史记》八书到《通典》的编撰

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八书，即礼书、乐书、律书，历书、天官书、封禅书、河渠书、平准书，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我国典章制度的原委。班固的《汉书》，乃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合并、增补而改写成律历、礼乐、刑法、食货、郊祀、天文、五行、地理、沟洫、艺文等十志，使记载更趋详备。刘宋范晔撰《后汉书》，写完纪、传之后因事被杀，梁刘昭为《后汉书》作注，把晋司马彪《续汉书》里的八志补入范书；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早已失传，八志却因《后汉书》得存。晋陈寿的《三国志》过于精简，有纪传而无志表。晋书、宋书、齐书、魏书、隋书均有志，但有的并不全，如宋书缺食货、艺文二志，齐书缺食货、艺文、刑法等志。梁书、陈书、北齐书、北周书和南史、北史则无志。其中宋志叙事往往追溯三代及秦汉，而特详于魏晋，虽与断代为史的体例不合，然而材料丰富并有完整的体系，可以补《三国志》等前史所未备，唐初修晋书诸志即取材于此。《隋书》十志原为梁、陈、北齐、北周、隋五代史而作，实统括了南北朝的典章文物，值得特别重视。但志书均断代为之，缺乏古今会通之意，欲纵观各种制度的因革损益，仍然很不方便。

根据时代的需要，在纪传体志书的基础上，唐杜佑撰成《通典》一书，成为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史，为后来典志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。

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认为《通典》的产生，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：“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，盖导源于《尚书》，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，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。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，观其沿革。各史既断代为书，乃发生两种困难：苟不追叙前代，则原委不明；追叙太多，则繁复取厌。况各史非皆有志，有志之史，其篇目亦互相出入，遇所缺遗，见斯滞矣，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。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，则唐杜佑之《通典》也。”

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：“《汉书》的精华在十志。《史记》八书取法于儒经，十志又取法于八书。十志规模宏大，记事比八书丰富。律历志合并《史记》的律和历两书，礼乐志合并《史记》的礼和乐两书，食货志补充《史记》的平准书，郊祀志补充《史记》的封禅书，天文志补充《史记》的天官书，沟洫志补充《史记》的河渠书，此外又增立《史记》所无的刑法、五行、地理、艺文四志。十志比八书详备，显然可见。后世正史多有志书，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。至唐杜佑作《通典》，南宋郑樵作《通志》二十略，宋元间马端临作《通考》，大大发展了志书体。历朝典章名物的重要部分，藉志书得以保存，八书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”又说：“《通典》之作，虽源于‘正史’的书、志，但矫正了‘正史’断代之不便。本书所载，上自黄帝，下迄天宝，肃、代以后的重要因革，亦附载于注中，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，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。尔后发展为三通、十通，蔚为大观。”

《通典》之前，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曾采经史百家之言，取《周礼》六官所职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，号曰《政典》。杜佑于代宗大历间得刘秩《政典》，以为条目未尽，因而广之，加入开元时代所编礼乐书等材料，开始编纂《通典》，至德宗贞元时方成书，共二百卷，前后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。

《通典》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，下迄天宝，肃、代以后的重要因革亦附载于注中。李翰《通典序》谓《通典》分八门；杜氏自序亦谓“是以食货为之首，选举、职官又次之，礼又次之，乐又次之，刑又次之，州郡又次之，边防末之”，将兵刑合一称之谓刑，共为八门。然而实际分类时又将兵、刑分开，故多一门而为九门，即：（1）食货典十二卷；（2）选举典六卷；（3）职官典二十二卷；（4）礼典一百卷；（5）乐典七卷；（6）兵典十五卷；（7）刑典八卷；（8）州郡典十四卷；（9）边防典十六卷。

《通典》是我国史学中最早的一部有系统、有门类、专详历代典章制度的辉煌巨著，为后代典志体史书的编写开创了优良的先例，同时为我们今天查考古代制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二、《通典》以后的续作

继《通典》之后，纵论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，有元马端临的《文献通考》。但此前宋郑樵的《通志》虽是另一类型的通史著作，历来只有二十略受到重视，而二十略又是专叙历代制度并有所发明创新，所以不能不先介绍一下《通志》。

据厦门大学历史系调查研究，郑樵的著作多达八十四种，现存的仅《通志》、《夹漈遗稿》、《尔雅注》、《诗辨妄》、《六经奥论》以及一些零散的遗文而已。其中《通志》二百卷则是其毕生心血的结晶。（关于郑氏生年卒年和《通志》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说法，可参看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六辑所载杨国桢《郑樵年代考索二题》。）

前人评论《通志》，认为他要创作一部伟大的通史，达到“集天下之书为一书”的目的，那是完全失败的。因为《通志》所归纳的纪、传、谱、略、载记五种体例没有突破传统的旧史格式，而其纪传和载记等部分又都是抄录旧史略予增删而已。《四库提要》谓《通志》纪传部分“删录诸史，稍有移掇，大抵因仍旧目，为例不纯。”

《通志》的精华在于二十略。梁代江淹说过：“修史之难，无出于志。”郑樵《通志》总序亦说：“诚以志者，宪章之所系，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。不比纪传，纪则以年包事，传则以事系人，儒学之士，皆能为之。惟有志难。”所以郑樵用心修订志书部分——二十略：（1）氏族略；（2）六书略；（3）七音略；（4）天文略；（5）地理略；（6）都邑略；（7）礼略；（8）谥略；（9）器服略；（10）乐略；（11）职官略；（12）选举略；（13）刑法略；（14）食货略；（15）艺文略；（16）校雠略；（17）图谱略；（18）金石略；（19）灾祥略；（20）昆虫草木略。

二十略把历代典章制度、学术文化加以分门别类探求其发展的过程，不仅大量收集整理了文献资料，而且郑樵还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和精心研究，或多或少有所创新，其中氏族、都邑、六书、七音、昆虫草木等略，为旧史所无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，尤其值得重视。《四库提要》尽管对《通志》全书包括二十略有所批评，但其结论不得不说：“特其采摭既已浩博，议论亦多警辟，虽纯驳互见，而瑕不掩瑜，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，至今资为考镜，与杜佑、马端临书并称《三通》，亦有以焉。”

宋元之际，马端临撰《文献通考》，使典志体史书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。

马端临非常赞赏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和王溥的《唐会要》、《五代会要》，但可惜一限于汉前，一限于唐、五代，不能集著述之大成。他认为，社佑的《通典》记上古至唐代制度，纲领宏大，考订该洽，凡历代因革，粲然可考，司马光的《通鉴》，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，十七史之纪述，萃为一书，然后学者开卷之余，古今咸在，都是很好的著作，可是《通鉴》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，《通典》则节目未为明备，都有一定的缺陷。因此，他就着手编纂他的《文献通考》。

他的编著原则，自序说得很清楚：“凡叙事，则本之经史，而参之以历代会要，以及百家传记之书，信而有证者从之，乖异传疑者不录，所谓‘文’也；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，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，以至名流之燕谈，稗官之记录，凡一话一言，可以订典故之得失，证史传之是非者，则采而录之，所谓‘献’也；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，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，研精覃思，悠然有得，则窃著已意，附其后焉。”

《文献通考》三百四十八卷，分为二十四门。其中田赋、钱币、户口、职役、征榷、市籴、土贡、国用、选举、学校、职官、郊社、宗庙、王礼、乐、兵、刑、舆地、四裔等十九门，“俱效《通典》之成规，自天宝以前，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，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；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，则续而成之”。另有经籍、帝系、封建、象纬、物异五门，“则《通典》原未有论述，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”。虽简严不及《通典》，然材料丰富，分类详细，其参考价值又在《通典》和《通志》二十略之上。

《四库提要》对《文献通考》各门疏略均有具体批评，指出：“如田赋考，载唐租庸调之制，而据《唐会要》，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，其法屡改；载五代田赋之制，而据《五代会要》，尚有天成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，乃一概略之。杨炎定两税法奏疏，最关沿革，亦伙不载。”但总论该书时仍指出：“大抵门类既多，卷繁帙重，未免取彼失此。然其条分缕析，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。又其所载宋制最详，多宋史各志所未备。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，折衷至当，虽稍逊《通典》之简严，而详赡实为过之，非郑樵《通志》所及也。”

《通典》、《文献通考》旧入史部政书类，《通志》另入别史类。后人于《通志》只看重二十略，故与杜氏、马氏之书相配，称之谓《三通》。

明王圻撰《续文献通考》二百五十四卷，清四库馆臣讥其“体例揉杂，颠舛丛生，遂使数典之书，变为兔园之策，论者病焉”。康熙时朱奇龄又撰《续文献通考补》四十八卷，补充王书，但为钞本，未尝刊行。乾隆时特设三通馆，奉敕续编三书，先编《续文献通考》、《续通典》、《续通志》，后编《清通典》、《清通志》、《清文献通考》，合为《九通》。朱次琦称：“《九通》，掌故之都市也；士不读《九通》，是谓不通。”说明朱氏极为看重此类著作。后刘锦藻以一人之力，经过二十八年的辛勤劳动，将乾隆五十一年至清末的材料搜集整理，编成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四百卷，遂使《九通》而增为《十通》。刘氏之书材料极为丰富，其中四裔考和新增加的外交、邮传、实业、宪政四考，尤为可贵。

《十通》可分为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及各自的续编三个系统。今天从研究历史和分门查考古代典章制度来看，以《文献通考》及其三部续作这一系统最为完备有用，刘氏只续《通考》，不续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，也最为得体。当然，这样说，并不否定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二十略的重要性。

三、会要、会典的纂修

唐德宗时，苏冕首先编次唐高祖以后九朝事为《会要》四十卷，唐宣宗时诏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《续会要》四十卷；苏、杨之书已佚，但开创会要这一史书体裁，不为无功。宋王溥据此二书并补充唐宣宗至唐末事而成《唐会要》一百卷，又另撰《五代会要》三十卷，会要的体裁至此而完成。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两部较为完备的会要著作。会要是断代的文化专史，它搜罗的材料颇为丰富，可补正史之不足，极便于查考各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制度；但一般说来，它只是罗列史实而缺乏见解，在史学史上的地位，远不能与《通典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著作相比拟。今天，从查考古代制度的角度看，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纵论历代制度，会要和后来的会典横叙一代史实，各有各的用处，二者不能偏废。

自《唐会要》、《五代会要》于北宋开国之初编成之后，会要体史书遂与编年体之实录、纪传体之正史鼎足而峙，后来仿效此种体裁的著作日益增多。首先是赵宋一代专门设立会要所，前后十次大规模地纂修会要，成书二千二百余卷，原书于明代毁于火灾，幸明初修《永乐大典》将《宋会要》史事分隶于各韵，清初《永乐大典》已佚去一千余册，然所存尚得十之八九，嘉庆时徐松即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二百册计五六百卷，即今影印本《宋会要辑稿》之前身。它是研究宋代制度最详实的材料。

南宋徐天麟著《西汉会要》七十卷、《东汉会要》四十卷。《唐会要》不分门，只标出五○四目；《五代会要》也不分门，标二五六目。《西汉会要》和《东汉会要》则分为帝系、礼、乐、舆服、学校、运历、祥异、职官、选举、民政、食货、兵、刑、方域、番夷等十五门，前者共367目，后者384目。徐氏的分类，足可代表这一类著作，便于查检。

元虞集、欧阳玄等著《经世大典》八百八十卷，也可说是元朝的会要；明董说著《七国考》十四卷，相当于战国的会要。此后，清龙文彬著《明会要》八十卷，孙楷著《秦会要》二十六卷，杨晨著《三国会要》二十二卷，姚彦渠著《春秋会要》四卷，差不多历朝会要逐渐补齐，分类大多数从徐天麟的十五门，或略有增减。

宋李攸《宋朝事实》二十卷、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四十卷，虽不取会要之名，而实际上也是分门别类详述当代典章制度，与会要无异。又明清官修的会典，不以门类分隶材料，而以吏、礼、兵、工、户、刑六部为纲，注重于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，与会要略异，如《明会典》、《大清会典》等等。此类著作盖导源于《大唐六典》，亦与制度有关，然而价值不及会要。但查考明清制度时，亦可将会要、会典合看。